“漢學主義”何以成為夏洛之網(wǎng)？

1、<p>　　“漢學主義”何以成為夏洛之網(wǎng)？</p><p>　　一、狐貍的無奈―――“東方主義”的概念出新與學理問題 </p><p>　　“漢學”的出現(xiàn)，既是以歐洲為主體的西方學術在新的學術和知識范式之下的必然現(xiàn)象，同時不可避免地也就附帶上它所依靠的文明體所特有的勢境特征。所以“漢學主義”這一概念的出現(xiàn)，自然也就有其合理性。當然，相比較薩義德凌厲無比地祭出“東方主義”的撒手锏，

2、“漢學主義”的概念則多少有些“仿擬”的味道了，當然究竟是“青出于藍”還是“東施效顰”則還有待觀察和公論。但無論如何，從泛泛而論的談論漢學及其背后的權力作用，到顧明棟教授的這部《漢學主義》專著出版，至少在學理上大有推進，無論是認同與否，我們都必須嚴肅面對“漢學主義”理論提出者的學理建構工作。 </p><p>　　因?欏昂貉е饕濉閉庋?的理論概念表述的家族樹（Familienbaum）特征，讓我們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其源

3、頭刺激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按照薩義德的說法：“東方并非一種惰性的自然存在?！保╰heOrientisnotainertfactofnature.）[1]因為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說歷史的―――實體，‘東方’和‘西方’這樣的地方和地理區(qū)域都是人為建構起來的。因此，像‘西方’一樣，‘東方’這一觀念有著自身的歷史以及思維、意象和詞匯傳統(tǒng)，正是這一歷史與傳統(tǒng)使其能夠與‘西方’相對峙而存在，并且為‘西方’而存在。因此

4、，這兩個地理實際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對方的?！盵2]他顯然更多地受到福柯權力話語的影響[3]，將“東方主義”歸結為西方的一種權力話語形式。所以他的這種闡釋無疑是有力的：“東方學的含義一直搖擺于其學術含義與上述或多或少出自想象的含義二者之間，18世紀晚期以來，這兩種含義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小心翼翼的―――也許甚至是受到嚴格控制的―――交合。接下來我要談的是東方學的第三個含義，與前面兩個含義相比，這一含義更多的是從歷史的和物質

5、的角度進行界定的。</p><p>　　以“文化無意識”與“知識的異化”結合而成的理論框架，是“漢學主義”理論可能具有的閃光點。作者在開篇明確表態(tài)其概念基礎既非東方主義，亦非后殖民主義，而是另兩個特殊概念： </p><p>　　其一是“文化無意識”，它包含一系列次無意識：“智性無意識”“學術無意識”“認識論無意識”“方法論無意識”“種族無意識”“政治無意識”“語言無意識”以及“詩性無意識

6、”等。這諸多無意識組合而成的大范疇構成了本研究的概念性基礎，它廣泛涉及本研究中漢學主義的所有問題，并將筆者對漢學主義的認知與東方主義及后殖民主義區(qū)分開來。其二是“知識的異化”，筆者認為用“異化”這一概念足以描述漢學主義的本質和性狀。就異化的知識而言，筆者把漢學主義視為漢學和中西知識的異化形式?！拔幕療o意識”和“知識的異化”這兩大概念的結合構成了本書概念框架的理論核心。根據(jù)這一概念核心，本研究將用大量篇幅對文化無意識進行理論化，并將重點探

7、討漢學主義是如何演化成為中西方研究中的異化知識。筆者認為文化無意識是漢學主義之源泉、動力，而漢學和中西方研究的異化知識則是漢學主義之結果。[6] 　　我以為，就學術概念提煉而言，這兩者都是具有潛力的，“文化無意識”側重于借助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概念而展開，強調“文化無意識是一種多重矛盾和悖論構成的矛盾統(tǒng)一體”，具體闡釋之：“作為一種錯誤的意識，文化無意識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但它的文化價值并未得到廣泛認</p><p>

8、　　就此意義而言，顧明棟教授此書具有重要意義，他不僅提出了新的理論和概念，讓我們在一個更為開闊的學術話語和整體背景中來界定“漢學主義”，也給我們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重審“東方主義”命題提供了基礎、個案和空間。我仍然認為，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東方學”及其相關之“東方主義”非常重要，但我們必須摒棄簡單思維，尤其是就理論談理論的可能浮生空談的陷阱，關注理論家的前世今生、關注理論的產生淵源和過程、關注個案實證的重大實踐價值和理論意義，在實證研究基

9、礎上予以學術性和知識性的重新審視和研究。 </p><p>　　二、蜘蛛的工作―――“漢學主義”的實證研究與理論意識 </p><p>　　當初阿梅龍（IwoAmehlung，1962―）教授與周寧教授在北京的首屆世界漢學大會上發(fā)生爭論，本乃學術討論之常態(tài)和好事，因為學術正可借助論爭而推向深入，所謂“真理不辨不明”是也。前者反對漢學主義概念，認為漢學可走出“東方主義”框架；后者則明確否定之

10、，“陷入薩義德困局”，但卻不能自拔?？上У氖?，這場“口舌之爭”并未轉換為學理意義上的“求真之辨”，這或許也是當代學術之悲哀，學術命題難得進入平心靜氣、認真嚴肅、彼此理解的實質性討論層面[8]。因為這種概念的提出，不僅涉及理念之爭，也還有學科權力的問題。我對阿梅龍的立場完全理解，自己也多半傾向于將漢學與漢學家認定為“求真之人”。但想周寧（1961―）教授與顧明棟（1955―）教授可能更多是有感而發(fā)，而非故作驚人之語。我自己的體驗也是如此，

11、青年時更多充滿了對學術的神圣和敬畏之情，然而閱世漸深，方知理想和現(xiàn)實往往差距頗大，權力結構之內在驅動實不可小覷。所以我的判斷是，“漢學主義”固然不是什么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學術概念，但其構建與深入?yún)s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對于現(xiàn)時代的中國學者來說，也自有其重要的意義，對于執(zhí)著治學的研究者來說，這誠然未必作為學術工作的重</p><p>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wǎng)”（《漢書?禮樂志》）說得是很有道

12、理的?！断穆宓木W(wǎng)》講述了蜘蛛夏洛和小豬威爾伯的故事，夏洛用蜘蛛絲編織了一張大網(wǎng)，不僅救了威爾伯的命，而且顯示出生命的價值、美好和意義[9]。我想其實這里的蜘蛛織網(wǎng)具有普遍的象征意義，就是蜘蛛的工作有其特別的價值，在我們一般理解的狐貍的智慧與機靈，刺猬的嚴肅與體系之間，其實更需要蜘蛛的沉穩(wěn)與踏實。而顧明棟教授所做的，就是“蜘蛛的工作”！作者明確界定：“漢學不是漢學主義，漢學主義也不是東方主義的變體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義，更不是一個反漢學

13、的批評理論。漢學主義是一種較為奇特的文化事業(yè)，具有多元而又矛盾的視野和層面，有的是基于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有的則是源自嚴肅認真的學術問題。本人之所以提出將漢學主義作為批評話語，其目的不是為了攻擊漢學，而是為了批判中國研究中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性，以及其對觀察中國、研究中國文明的方式所形成的負面影響，其終極目標是為了對漢學和中國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tài)化尋找靈感、洞見和啟示。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tài)化是漢學主義與東方主義以及其他為政治所驅動

14、的批評理論的顯著差別。因此，漢學主</p><p>　　雖然我覺得如果能夠輔之以更為細密扎實的個案研究或許會更有說服力，但通觀全書，作者已經(jīng)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努力深入和接觸到知識精英個體，譬如第三章的討論就頗見功力。作者非常細密地梳理了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漢學主義的簡史，實質上是觸及西方主流學術史與思想史脈絡，所論及人物則是萊布尼茨、黑格爾、伏爾泰、孟德斯鳩、馬克思、韋伯、魏特夫（魏復古），等等；甚至還涉及歌德這樣

15、的詩人思想家。這首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為它要求作者必須有一個相當開闊的知識域，有宏觀的大問題意識，更有執(zhí)著探索、求知、讀書的堅毅，這是難能可貴的。可問題在于，一旦觸及這些刺猬式的大人物，就必須要有刺猬的雄心壯志和大構造，譬如此處就以萊布尼茨為例，看看作者是如何理解的：“萊布尼茨試圖根據(jù)語言、宗教、科學與形而上學將歐洲與中國的文化融入一個全球性知識體系。在萊布尼茨論及中國的作品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西方文化霸權主義與知識習慣已經(jīng)初露端倪。

16、盡管承認中國在自然物品的實用技藝與實踐掌握方面大致與西方不相上下，但是他認為西方在知識追求方面遠勝過中國‘在知識的深奧性以及理論訓練方面，我們比他們優(yōu)越。因為除了邏輯與形而上學，以及無形之物的知識之外</p><p>　　至于對歌德就似乎連淺嘗輒止都談不上，近乎斷章取義了。作者提出了一個“漢學主義的浪漫維度”的概念，倒也不失新意，但具體言之，則“浪漫主義的緯度表現(xiàn)在對中國文明理想主義的拔高，甚至竟達到驚人的程度。

17、比如懷有濃厚中國文化情結的歌德竟然對其助手艾克曼談及中國文學時說：‘中國人有成千上萬這類作品，而且在我們的遠祖還生活在荒野森林的時代就有這類作品了?！盵26]甚至將這種原因歸之于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但要知道歌德青年時代恰恰是對中國熱和洛可可很不以為然的；他對中國的態(tài)度隨著時間的演變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作者所引對艾克曼的談話則發(fā)生于歌德晚年，這時已經(jīng)是經(jīng)歷過太多的歷史經(jīng)驗，此處體現(xiàn)的歌德思想，恰恰不是早期的浪漫情境，也非中期的啟蒙

18、理性，而是可能開出的第三維古典和諧，此時歌德的思想，基本上已經(jīng)超越兩者了。這里談到的是《好逑傳》這部作品，雖然是才子佳人小說，但在歌德思想中可以化合產生不同功用的資源意義。所以不深入了解其思想脈絡以及其后的德國與西方（多元）的思想史語境，所論很難切合要義。歌德自己曾如此比較過：“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p><p>　　蜘蛛的工作意識是此書表現(xiàn)出的

19、最大優(yōu)點，但我仍然要說，做得似乎還不太夠，尤其需要更多更好地借鑒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在“會當凌絕頂”的視域中去“一覽眾山小”；在方法論上也有必要更上層樓，借來更多的新式武器，或許可以更好地“攻錯他山”。但我下面想接著講的一點則是，除了狐貍的靈感、蜘蛛的執(zhí)著之外，我們也還需要刺猬的參與，尤其是學習刺猬的頑固和堅韌，在這里尤其表現(xiàn)為方向感。 </p><p>　　三、刺猬的方向―――文明史結構與“東方主義”的僑易之思

20、 </p><p>　　按照米勒（J.HillisMiller，1928―）的說法，“‘漢學主義’作為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具有建設性的價值”[29]，此書標題就加上了后者作為副標題，我倒以為是否替代并不重要，重要則在于其“具有建設性”。任何一個理論性的建構，其重要性恰恰在于其立意求知、錙銖積累與守持學術倫理，至少從最初的漢學主義概念提出，到2010年南大會議上的“唇槍舌劍”，再到此書出時的理論自覺和學術

21、良知讓我“刮目相看”。我看到的是一個學術概念的提煉與理論型構過程在逐步漸成，以顧明棟教授為代表的“漢學主義”概念堅守者，從中“殺出一條血路來”的精神，讓我感慨。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樣一個艱難的過程中，顧明棟教授顯示出了一個求知者的良好?W養(yǎng)和求真意識，從文本出發(fā)，從問題出發(fā)，從最根本的學術規(guī)律出發(fā)，正是漢學主義的學理價值所在。 </p><p>　　記得周輔成先生曾說過大哲學家們年輕時都寫詩，寫不成就都去營構龐大

22、無比的哲學體系了[30]。但既然選擇了理論的方向，就只能堅忍不拔、披荊斬棘、持之以恒、一往無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做一個莊嚴的刺猬，就是理論工作者的最高目標。我們必須在可能的情況下如春蠶吐絲、結繭自縛，最后才有可能化蛹為蝶，那么我們要提出的問題首先就是，漢學主義是否具備這樣的潛力和價值，即成為一種核心理論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確實相對微弱。之所以如此立論，乃在于其前身資源的限度。薩義德當初設置此一“東方主義”的命題之時，就更多出于思

23、想靈光一閃的偶然，而非在學術史基礎上的審慎推斷，甚至經(jīng)過瞻前顧后的過程。而主要由東方主義啟發(fā)而來，甚至立意成為其替代理論的“漢學主義”自然難免受到其前理論的限制。 </p><p>　　可如果我們在一種更新的視域里重新思考“東方”“東方學”與“東方主義”命題，則也未必完全不可能啟發(fā)新知、開辟新途。或謂不信，借助僑易學的思維模式[31]，或可另有發(fā)現(xiàn)。“東方主義”的概念說到底是與“東方學”聯(lián)系在一起，是在一個更為開

24、闊的學術、知識和思想譜系中可以展開和討論的話題，而“東方”與“西方”其實也并非真的只能二元對立、水火不容。是薩義德的立場、經(jīng)驗和話語限制了這個本可從容展開、前景無限的元問題簡單化了，雖然也風光無限，但更多是在場域和表演意義上的，而非求知向真、推進學理意義上的。所以，在我看來，漢學主義的“刺猬的方向”應當確立，至少要特別關注以下三點。 </p><p>　　其一，在一個更為闊大的知識與歷史語境中確立“漢學主義”的概

25、念和意義。作者其實多少已經(jīng)意識到：“在歷史上，漢學主義是由西方開創(chuàng)的全球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產生于西方試圖將中國納入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和知識體系的努力。它的誕生不是一種突然的現(xiàn)象，而是一個不斷形成的過程，期間雖經(jīng)歷了各個不同方向的曲折，但其目的都是為將中國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精神和物質體系的議程所服務。因此，對漢學主義的理解需要將其放入一個更大的語境當中，即自從16世紀開始，西方就努力建立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性知識體系，最終演變

26、成正在進行之中的包括整個世界的全球化過程?！盵32]問題在于，如何將其放置入更大語境？我以為需要引入文明史結構的概念，即漢學主義必然是在器物、制度、文化三個層面立體展開的，之間還必須特別關注東方與西方（交流史）、權力與知識、主流與邊緣（主流精英與漢學家）、資本內驅力等關鍵點。 </p><p>　　其二，不但不能回避漢學學術本身，更應將其作為一個抓手和要點展開對漢學主義的學理論證，這樣就必須引入國際漢學的視域以及

27、學術史的路徑，進行踏實細致的個案研究；但又不能僅僅就漢學論漢學，就個案論個案，而是能以此出發(fā)，前后牽引、左右勾連、上下延伸，如此可帶出更為廣闊的、完整的、立體的知識圖景。譬如作者意識到，“作為一個知識體系，漢學主義與西方努力構建的全球歷史的宏大敘事密不可分。在為人類構建宏大敘事的過程中，西方眾多思想家做出了他們的貢獻。這其中，主要的思想家包括伏爾泰、孟德斯鳩、赫爾德、黑格爾、馬克思和韋伯。他們每個人都使用中國資料來形成他們關于全球歷史的

28、想法，但在漢學主義的形成中，孟德斯鳩和黑格爾（Georg 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也許是最重要的思想家，因為前者也許可以被看作是漢學主義的奠基人，后者也許是其理論的闡發(fā)者，前者毫無疑問地對后者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由于黑格爾對于中國的看法具有概念性意義，筆者對此將做一定深度的探詢。作為他所處時代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位重要哲學家，黑格爾對于人類境況的概念性探索為漢學主義打下了認識論基礎?！盵33]黑格爾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