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夏代的青銅器、文字和城堡

1、<p>　　論夏代的青銅器、文字和城堡</p><p>　　國家不是憑空發(fā)展而來的，它的出現(xiàn)必須有其契機、基礎，或者說社會歷史的環(huán)境。發(fā)生于新石器時代的農業(yè)生產，即農耕和畜牧以人工增加天然產物的生產，導致了文明的產生。由新石器時代農業(yè)發(fā)生到文明起源，中經由生產力之繼續(xù)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革命，由部落、農村結合為國家、城市。農業(yè)革命是文明起源的基礎文明的要素和標準的確定是討論文明起源的基礎工作。正因為學者對所定要

2、素標準不一，才使得國家起源的討論觀點林立，莫衷一是。歸納起來，主要的說法是：青銅冶鑄技術、文字的發(fā)明和改進、城市和國家的起源；農業(yè)和水利灌溉的發(fā)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現(xiàn)、階級和國家的產生、龍的孕育和出現(xiàn)；原始文字、金屬工具、城堡；工具、用火、藝術的起源、埋葬習俗；人工制火、圖騰崇拜；文字、青銅禮器、城市；歷法；刻劃符號代替結繩記事。在一般都認為可信的標準（文字、青銅器、城堡）中，學者們所強調的主次也有不同：如有的認為文字最重要，

3、有的單從刻劃文字推斷中國古代文明的源頭，有的則強調青銅器的作用，有的認為中國在青銅時代開始正式進入文明，等等。[1] </p><p>　　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是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部劃時代的文獻。他在理論上澄清了以往對文明概念的模糊認識，明確了解決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與途徑，以及探索的對象與范圍，初步解決了中國文明的形成問題。夏鼐先生認為：中國的早期文明有自己的特點，青銅器、文字、城

4、堡是文明產生的三個標志和要素。[2] </p><p>　　那么，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夏，它在青銅器、文字和城堡方面是怎樣的面貌呢？ </p><p><b>　　一、夏代的青銅器 </b></p><p>　　青銅器簡稱“銅器”，主要指先秦時期用銅錫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車馬飾、銅鏡、帶鉤、兵器、工具和

5、度量衡器等。 </p><p>　　新的考古成果證明，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3]所以，可以稱得上信史的《左傳?宣公三年》和《史記?楚世家》關于“禹鑄九鼎”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坝龛T九鼎”是說大禹時期，就令各地貢獻上等的青銅，大禹利用這些青銅鑄造了九只具有各式圖像的大鼎，象征“九州”。因為不僅《左傳》《史記》對此事有記載，《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遺記》等古籍資料，都說大禹

6、曾經“鑄九鼎”。 </p><p>　　所謂“鼎”，本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兩耳，因為三足的穩(wěn)定性，所以自大禹“鑄九鼎”后，演化為禮器，并被視為立國的重器。從夏中期開始，鼎被視為傳國重器，成為國家和權力的象征。如：鼎彝，九鼎，定鼎，問鼎，鼎祚等詞，均與國運有關。鼎是青銅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見證，也是文化的載體。鼎又是旌功記績的禮器，王公大臣在重大慶典或接受賞賜時都要鑄鼎，以記載盛況，“鼎”字也就被賦予“顯

7、赫”、“尊貴”、“盛大”等引申意義?，F(xiàn)代漢字中的“鼎”字雖然經過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等多次變化，仍然保留著“鼎”這一事物的風范和形體特點，富有文化內涵。 </p><p>　　我國先民對金屬的認識是很早的，仰韶文化時期就出現(xiàn)了銅片和小件銅器，龍山時期發(fā)現(xiàn)的銅器或冶銅、鑄銅遺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和飾品，到龍山時代晚期出現(xiàn)了復合范鑄的銅器。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學術界多數意見認為是屬夏王朝時期的，出土的青

8、銅器種類較多，容器便有爵13件，?3件，?1件，鼎1件，其中便包括了乳釘紋爵。此外，還發(fā)現(xiàn)了坩鍋片、銅渣和陶范，證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復雜銅器，從技術而言，鑄鼎是可能的。能夠冶銅制鼎，是技術和生產力的進步。 </p><p>　　青銅器的冶煉技術從夏人開始萌生，后經商周青銅制作實踐而逐漸積累豐富起來。對夏人青銅器制作的開創(chuàng)之功，應該給予肯定。雖然夏代的青銅器比較粗糙且花紋簡單，帶有一定的原始性，但畢竟已跨進了青銅

9、時代。說夏代已經跨進青銅器時代，不僅有實物為證，那些考古資料也足以證明，文獻資料上均有提及，并且文獻記載夏初使用青銅器，與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青銅器正好吻合。 </p><p>　　在大禹建立夏王朝時期，作為手工業(yè)生產的一部分，青銅器鑄造業(yè)得到了發(fā)展，在冶鑄技術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備一定的水準。青銅鑄造業(yè)是夏代手工業(yè)最重要的門類之一?！坝龛T九鼎”就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鑄銅業(yè)的發(fā)達。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從夏代文化遺址中

10、，發(fā)掘出大量的青銅器。有青銅鑄造的刀、錐、錛、鑿、鈴、鏃、戈、爵等各種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別是在二里頭夏代遺址內出土了大批青銅禮器、兵器、生產工具和容器，是我國到目前為止，發(fā)現(xiàn)時間較早、出土批量較大的青銅器，其中青銅爵、青銅鼎、青銅?等空腔器，采用復合式陶范澆鑄而成，反映了當時鑄銅技術已相當進步。 </p><p>　　鼎在遠古時代即為炊具，一般以陶鼎為主，作為青銅禮器的鼎，二里頭遺址的圓腹平底網紋青銅鼎是我國考

11、古發(fā)現(xiàn)最早的青銅禮器鼎，被學術界譽為“華夏第一鼎”[4]，顯示了我國早期青銅器光彩照人的藝術成就。 </p><p>　　二里頭遺址青銅作坊，位于宮城遺址的東南約三百米處，占地面積約一萬平方米，沿用時間長，占地范圍大。在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有大量的紅燒土，和銅渣、銅塊、坩鍋與坩鍋殘片，還有陶范、陶芯以及木炭等。根據其中出土的陶范殘塊看，該作坊的生產規(guī)模大，人員分工明確，尤其是生產品種多，質量高，不僅有各種小件青銅器，

12、還有不少大型青銅器。大量青銅刀、青銅鎘和青銅簇等青銅兵器的出土，表明夏代青銅生產已相當普遍，因為只有在可以大量生產且成本并不太高的情況下，青銅器才能作為兵器普遍使用。 </p><p>　　雖然具有較大器形的數量有限，但主要門類已具雛形，為以后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夏代的青銅器種類繁多，制作精良，達到了一定的冶鑄水平，其中的青銅禮器，如鼎，爵，?，?，鈴，其造型和質地雖然沒有商代銅器精美，比較單薄和粗糙，但已開辟了我

13、國青銅冶鑄業(yè)的先河，特別是需要多塊內外范拼合澆灌鑄造，為商周青銅鑄造技術的升華提供了先覺條件。 </p><p>　　夏代青銅器品種已經比較多了，主要有酒器中的爵、?和食器的鼎，它們是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表明以禮器為主體的中國青銅時代已經到來；兵器中有戈、戚、箭鏃，特別是箭鏃的出現(xiàn)，說明青銅器生產達到了一定的數量，因為箭鏃射出之后，一般無法回收；還有工具中的刀、錐、鑿，樂器中的鈴，以及鑲嵌綠松石的飾牌。在技術上采

14、取合范的鑄造方法，有的制作比較精美，器物上出現(xiàn)了獸面紋（又稱饕餮紋）、乳丁紋、云紋之類比較復雜的花紋，并且具備了鑲嵌綠松石技術，后來成為中國青銅器特有的傳統(tǒng)。 　　二、夏代的文字 </p><p>　　文字是人們用來記錄語言的符號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討論夏王朝有沒有文獻資料和是不是缺失了的問題時，必然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夏代有文字嗎？ </p><p>　　因為一直沒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確鑿證

15、據，所以，在甲骨文發(fā)現(xiàn)后，人們都認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國最早的文字。 </p><p>　　甲骨文存在的時代約是殷商后期，距今大約3200年左右。但是，甲骨文的文字結構已從獨體趨向合體，基本具備了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六書”的漢字構造法則，文字形象簡古、勁健挺秀。甲骨文應該是一種已經相當成熟而且非常系統(tǒng)的文字，這顯然不是我國最早的文字。從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傳承關系看，中國的文字存在應該更為遙遠。 &

16、lt;/p><p>　　在甲骨文以前，我國還有沒有文字？從史書記載來看，《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世本》都記載有倉頡造字的傳說。許慎的《說文》序把《系辭傳》的說法和倉頡的傳說結合起來，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tǒng)其事，庶業(yè)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航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刈，萬品以察?！秉S帝的時代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過公元前1300年，其間可還有1700年?。?&

17、lt;/p><p>　　上古傳說中的倉頡造字雖然不可考，但也給現(xiàn)代人提供了中國文字起源的文化線索。 </p><p>　　在文字考古方面，有一點是我們必須清楚認識的：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和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氣候干燥，他們用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很容易保存，特別是埃及金字塔保存了相當一部分史料，而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是刻在石頭上的，且被后人沿用。相反，中國文化起源的地區(qū)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上古時氣

18、候潮濕，不利于文字資料的保存，而且中國上古的文字多以祭祀為主，沿用很少。甲骨文因為是刻字于骨上，才保存了下來。加之黃河在歷史上多次泛濫，很多遺址被埋藏在很深的地下，加大了考古的難度。 </p><p>　　從考古材料來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國境內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號出現(xiàn)。上世紀30年代在山東章丘縣城子崖發(fā)掘的龍山文化陶片中就發(fā)現(xiàn)了一些符號。半坡文化遺址發(fā)掘的“人面魚紋盆”是當時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魚紋線條明快

19、，人頭像的頭頂有三角形的發(fā)髻，兩嘴角邊各銜一條小魚。郭沫若先生就認為半坡彩陶上的符號是文字。他說：“刻劃的意義至今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說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彼€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一文中論證：“漢字究竟原始于何時呢？我認為半坡彩陶上刻劃的符號具有文字的性質。在山東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發(fā)現(xiàn)有符號，有的符號上還涂有色彩。這些符號都刻畫在陶器表面極顯著的位置。有的符號像是太陽或月

20、亮從山上升起的樣子。這些符號有的是同圖紋合在一起，有的明顯地區(qū)別于彩陶紋飾，這些符號雖是簡單的、零星的、無一定律的，這似乎可以看出，當時人類的審美趣味和形成初級文字交流的文化想像力。不可否認的是，它們都是中國文字的雛形，可以說，中國文字的誕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歷史了。”[5] </p><p>　　1977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登封縣東南約15公里的登封王城崗的夏代遺址中發(fā)掘出東、西兩座小城的遺址，從中發(fā)

21、現(xiàn)了一些珍貴的夏代文字資料。例如，在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發(fā)現(xiàn)了一些文字資料，它們刻畫在碗、缽、豆、甕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燒制前刻畫在胎上的，其形體結構較大汶口文化的刻畫符號或文字又前進了一大步。毫無疑問，這巳經是真正的文字了。尤其是，在西城遺址的一個灰坑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質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個陶胎燒制前刻劃的文字。這個字由兩部分組成，像兩手有所執(zhí)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該陶器所有者的族氏。這個字非

22、但不是刻劃符號，而且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階段，是個會意字，所以是真正的文字。這一發(fā)現(xiàn)，有力地證明了早在四千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國就已經有了文字。 </p><p>　　漢字歷史的悠久性是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明。從仰韶文化到大漢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經出現(xiàn)，并在逐步發(fā)展中。在殷墟等處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國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這樣成熟的文字，毫無疑問是經過了至少兩三千年的發(fā)展的。從

23、殷墟時期上溯到夏初，不過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獻記錄，是無可懷疑的。 </p><p>　　如果從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中去考察，從殷商時代文字史料的積累中去探討，從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狀況去推究，可以斷言漢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應該初具規(guī)模了。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就大膽推導說：“漢字有一萬年的歷史。”[6]從龍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陽初升景象的合體字來看，漢字最晚在距今約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創(chuàng)

24、造出來了――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漢字的發(fā)生，都遠在夏以前。 </p><p>　　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獻記錄，是無可懷疑的。最近幾十年，學者們研究了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xiàn)在陶器上面的刻劃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通過系統(tǒng)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教授王

25、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xiàn)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年歷史。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區(qū)。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系統(tǒng)。到了商代，漢字已經成熟，不僅字的數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guī)律。[7] </p><p>　　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

26、研究所與平湖市博物館聯(lián)合對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進行了兩期發(fā)掘，在出土的兩件殘石鉞的兩面均發(fā)現(xiàn)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脊抨犨€發(fā)現(xiàn)240余件完整器物或碎片上，保留著大量刻畫符號。兩件石鉞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個字筆痕較淺，風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說明其刻字方式和筆順較為規(guī)范。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欣喜地說，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單體刻畫符號那樣孤立地出現(xiàn)，而是可以成組連字成句。平湖莊橋墳遺址出

27、土的原始文字，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原始文字。這也意味著在那個時候，華夏民族已進入文明時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等專家認為，原始文字的發(fā)現(xiàn)，對研究中華文明的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8] 　　三、夏代的城堡 </p><p>　　城堡是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要求生產力水平必須達到一定程度，能夠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資源，發(fā)明并掌握筑城技術。同時，社會的需要也是城堡產生的必然

28、條件。而不同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其社會需要也是不同的，從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樣。從理論上講，古代的城堡應具備御敵、防洪、防御猛獸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等功能。 </p><p>　　我國城堡起源于什么時代？《史記?封禪書》說：“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薄稘h書?郊祀志》也有類似的記載?！妒挛锛o原》引《軒轅本紀》說：“皇帝筑邑造五城?！庇忠饵S帝內傳》說：“帝既殺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認為筑城在黃帝時代就開始了。 </

29、p><p>　　《世本?作篇》說：“鯀作城郭。”《吳越春秋》說：“鯀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呂氏春秋?君守》篇說：“夏鯀作城?！薄痘茨献?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薄锻ㄖ尽氛f：“堯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乃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薄短接[》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說：“處土東里隗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zhàn)，城郭蓋禹始也?！笨磥?，認為夏部族的首領鯀和禹

30、是始作城者應是歷史文獻的主流。 </p><p>　　鯀和禹的時代筑有城堡，不僅有歷史文獻的記載，而且由于新石器時代諸多城址的發(fā)現(xiàn)，為歷史文獻的記載提供了證明。 </p><p>　　在關于諸多城址的考古發(fā)掘中，特別值得提說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 </p><p>　　20世紀70年代中期，著名的考古學家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fā)掘，發(fā)現(xiàn)一座龍山文化晚期的古

31、城址。他結合文獻記載和前人考證，提出了該城址為夏代禹都陽城的觀點，但因其面積較小而引起爭論。 </p><p>　　從2002開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擔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qū)遺址聚落形態(tài)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大規(guī)模的考古工作，又在這里發(fā)現(xiàn)一座同時期的大城址，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北墻城壕長630米，向東延伸將王城崗古城址圍護其中，二者關系極為密切；

32、還發(fā)現(xiàn)夯土基址和玉禮器等遺存，從而為夏代禹都陽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證。[9] </p><p>　　許多文獻記載都認為登封告成就是古陽城所在地?！短接[》卷三十九“嵩山下”引韋昭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薄妒酚?夏本紀》說得更明確：“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在嵩山南二十三里”。這個地理位置正是今天的告成鎮(zhèn)。 </p><p>　　王城崗遺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zhèn)與八方村之間的崗地上。這

33、里是潁河流經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遺址的東部為五渡河，其南部為潁河，王城崗遺址在潁河與五渡河交匯的臺地上，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脈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嶺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p><p>　　王城崗遺址呈長方形，分為東、西兩城，西城保存較好，南墻與西墻的長度均達90多米。遺址的四至大體為：東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東部，北依王嶺尖南緣，南抵潁河北岸，

34、遺址面積50余萬平方米。通過鉆探得知該遺址的文化層平均厚2米左右，最厚處可達9米。鉆探的最大收獲是在王城崗遺址上發(fā)現(xiàn)一座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p><p>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與城壕大城位于王城崗遺址中部，其北城墻夯土殘長370米、殘高0.5―1.2米；北城壕長約630米、寬約10米、殘深3―4米，北城壕向東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殘長130米、寬約10米、殘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潁河。其東面和

35、南面的城墻與城壕，從所處地勢較低和鉆探等情況看已被毀壞。這座大城址的面積據現(xiàn)有資料推算有30萬平方米左右。 </p><p>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夯土城墻的夯土呈黃色，土質純凈且堅硬。夯層分數層，層厚0.08―0.3米，基本呈水平狀夯筑。從對城墻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層表面有夯具痕跡，似用河卵石類夯具所夯砸，夯窩明顯。城墻夯土中包含物較少，主要為方格紋、籃紋和細繩紋陶片，其年代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墻夯土為平地起

36、建，修建在生土或經平整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文化層上，逐層夯筑而成。 </p><p>　　在王城崗遺址的發(fā)掘中，還發(fā)現(xiàn)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p><p>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年代為公元前 2600～前2000年，即是鯀和禹時代。王城崗考古工作的新發(fā)現(xiàn)為學術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陽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資料。 </p><p><b

37、>　　注釋： </b></p><p>　　[1]朱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綜述》，《河南社科通訊》1992年第3期。 </p><p>　　[2]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出版集團、中華書局2009年版。 </p><p>　　[3]郭軍林 ：《中國青銅文化》，時事出版社2009年版。 </p><p>　　[4]《

38、新聞晨報》2006年7月5日。 </p><p>　　[5]郭沫若：《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p><p>　　[6]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齊魯書社1981年影印版。 </p><p>　　[7]參見桂娟：《揭開漢字起源之謎》，《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7月14日。 </p><p>　　[8]